换成你到那个位置上，你也会拼命。
1，责任。
六十年代经济探索失败，共和国进入最困难的时代，两弹一星研制也进入最关键的时候。
可国家实在太困难了，两弹又太费钱了，于是就有人提出来:
能不能暂停两弹的研制，把钱节省下来，先缓解经济困难。
你不能说这些人的建议不对，肚皮都吃不饱了，谈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奢侈。
中央不同意，军方不同意。
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两弹绝不能退，一步退，步步退。
如果退了，我们就会对后世子孙犯下历史错误，哪怕砸锅卖铁，哪怕把裤子卖了，也要把两弹尽快搞出来。
话好说，事难做，你胸脯拍的震天响没关系，可搞两弹的钱从哪里来？
从农民的收成里省出来，从工人的报酬里省出来，从国家办公经费里省出来，从领导人的工资里省出来。
全国人民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来一点钱，放到科研人员手里。
如果疏忽大意，一个小数点的计算错误导致实验失败，那就是500万打了水漂。
500万，现在看这个数字不算什么，可在当时，这就是10万农民一年的口粮，就是2万工人一年的工资。
如此沉甸甸的责任压下来，换成你是科研人员，你敢马虎大意吗？你敢计算出错吗？你敢不一遍一遍的反复核对吗？
如果真因为你的失误而导致了实验失败，即便国家不追责，你自己能原谅你自己吗？
这是打自己一嘴巴，或者罚酒三杯就可以过去的事吗？
什么叫比山还重的责任？这就是。
2，信任。
哪怕是最艰难、最迷茫的时刻，中国人民都没有怀疑过这些科学家。
既没有怀疑过他们的能力，更没有怀疑过他们的忠诚。
中共也从来没有干涉过这些科学家的专业判断。
你说要买国外书籍，我把藏在菜坛子里的那点美金拿出来；
你说要建实验基地，解放军二话不说，在戈壁荒原安营扎寨，一干就是一辈子；
你说运原子弹的列车必须震动小，没关系，花钱从德国买专门的列车；
你说要建离心机、反应堆、发射塔等等等等，没问题，你们咋说人民就咋干，一切都听你们的。
苏联专家撤走了没有信心，人民鼓励你，没事，你们一定能行，咱们一起干；
实验测试失败，人民安慰你，没事，别往心里去，科研哪有不失败的，咱们从头再来；
基地里运来一批牛羊改善伙食，解放军下死命令:
必须全部留给科研人员，当兵的一口都不能吃；
甚至煮菜叶子充饥的时候，解放军也要把嫩的、好的留给科研人员，自己煮烂的、老的、坏的。
这些科学家在外国留学的时候，绝大多数都还是学生，根本没有深入接触过科研，更没有深入接触过如此高尖端的科研，像钱学森这样的行业大佬是极少极少的。
是祖国给了他们无比的信任，把最尖端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说句难听的话，很多科学家当时都是赶鸭子上架，本来学的根本就不是这个专业，或者只接触到点行业皮毛，最尖端的研发任务就交给了他们。
任务来了，又不懂，咋办？现学呗！
这可是比天还大的信任啊。
如果辜负了这份信任，你的良心能过去吗？
3，争气。
美国人说，只要美国持续封锁，中国人绝对搞不出尖端武器；
苏联人说，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绝对搞不出尖端武器。
中国的农民、工人听到这话，纵使义愤填膺，却无济于事。
因为这不是比种田、不是比做工，种田、做工还可以日夜不停地拼命，可研制尖端武器，你就是想拼命都不知道该怎么拼。
甚至中共听到这话，除了愤怒也毫无办法，科学就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
但对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来说，这些话就不仅只是愤怒，更是赤裸裸的羞辱。
在尖端武器研发领域，他们已经是中国最顶端的人才了，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人才了。
说中国不行，就是在说他们不行。
能够搞科研的大佬，每一个都是极其自信的，没有自信，根本就搞不了科研。
民族的自尊心，国家的自尊心，个人的自尊心。
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外国人稍微碰一下，就会鲜血直流。
理解了以上这些，
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科学家，甘愿选择一辈子隐姓埋名，
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科学家，根本不在乎诺贝尔奖的认可，
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科学家，根本就不在乎个人待遇如何。
但是，党没有忘记他们，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历史没有忘记他们。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
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事迹永放光芒，他们的名字光耀后人。
是什么信念让我国的一些科学家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够坚持研制出两弹一星？ - 曾经年少的回答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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